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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的目的,就是企圖彌補上這一部分內容。'51'它構成了乾隆初年仁政中的仁政,一切德政的核心。
其時政府賑濟的作用不可摸滅,《嘯亭雜錄》(卷1):
乾隆六年夏,霖雨數旬,永定河漫口,淹沒田廬數百里,上命步軍統領明安廣為賙濟,明親乘木筏,施散餅餌,日以數百萬計;特建蓆棚以處災黎,凡活者數百萬人。
《朗潛紀聞·二筆》(卷2):
乾隆七年,淮揚大水,王(簡儀親王、兩江總督德沛)慮漕粟往,民不及炊,乃實麥餅千艘,蔽運河兩岸,饑民嗿聲如雷,菜色立變。命府縣官放手開倉以振,寧濫毋隘。是役,奏動地丁、關稅、鹽課銀一千萬兩。奏銷時屬吏皆以為危,高宗弗問。
乾隆七年冬,衛哲治遷知海州,
會州飢,設法賑救全活二十萬人,流民自山東來就食者,不在此數。上聞嘉其治行,擢知淮安府。河決陳家堡,漂溺男女田廬無算,哭聲聞數百里,公急遣小舟數百,載餅餌分給流移……'52'
同年,安徽巡撫張楷奏:'53'
鳳陽、泗州、潁州府屬實在應賑貧民,大小口共二百二十餘萬。賑濟月分,仰蒙皇恩,於部例月分之外,最重加展三月,次重兩月,自九月、十月、十一、十二月賑起,統賑至來年三月止。貧民感戴隆恩,自古未有。
乾隆八年,直隸大旱,總督高斌、尚書訥親先後奏報:
天津、河間、深、冀等屬二十七州縣,俱於八月內,戶口查完之日開賑。查明應賑極貧次貧口數,共約大小口一百八十九萬餘口。計至十一月大賑前,俱按日續賑,全活甚多。'54'
查勘直隸災重十六州縣,領賑貧民,鹹無飢色。白叟黃童,無不感戴深仁。'55'
但它卻引起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,使政府組織不勝負荷,並幾乎引發了社會政治的危機,因此不得不半途“下馬”,並引致了後來政策的全面“收斂”,和一個轉型期的到來。不但糧政看似回覆原狀,迴向三代也不再提起,'56'然而從另一角度來看,上述努力恰構成了乾隆朝統治及其“合法性”的一個基礎。
可惜的是,至今我們所見到的劉松齡私人信件中,毫無言及此一類事件的記載。但是,如果說在《清史稿》等正史記載,甚至今天的《大清史》中,都沒有記錄乾隆初年的“糧政事件”,甚至沒有把乾隆“回覆三代之治”,企圖當中國曆史上最好皇帝,這一件事放在眼裡,我們也就不要苛責劉松齡等外國友人了。
根據最新出版的中譯本《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:中國回憶錄》(大象出版社,2005年)的記載,同為耶穌會士的巴多明(Dominique parrenin,1663—1741)曾有一封致法國科學院德·梅朗先生的信,時在乾隆初年,'57',但巴多明於乾隆六年(1741)即已去世,其中可能有誤,所以我把它的寫作日期定成乾隆初年。)寫於北京。他說:“還有一件您很難理解的事,這就是在中國經常出現歉收的荒年飢歲。”因此這成為“那些賢明皇帝們自古以來最關心的國家大事。事實上,並非是今天才在所有省份和略具規模的幾乎所有城市中建立起官倉,以便在困難時期減輕民眾的飢苦。人們至今尚可以讀到古代皇帝們的詔令和上諭,其中對於其受災臣民充滿了最溫柔的辭藻。皇帝們聲稱,他們在未能減輕大眾苦難時,寢食不安。”可惜,“事實上只有半數詔令才能有效回應。只有皇帝才愛民如子,而在皇帝依靠為其效力的官吏中,其愛民之心卻無法與皇帝想媲美。因此,這就是本國出現的一切災難的原因。”
在接下來的文字中,巴多明列舉了出現這種現象的其他原因,一是官吏倒騰那些倉糧,以從中牟利。一是糧食使用上的浪費,如大量釀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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