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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說,守井岡山就是錯的啦?我說,守井岡山有正確的,有錯誤的,然後又是正確的。經過這樣的過程:開始以紅五軍五個大隊守井岡山既設陣地,吸引敵人攻堅,疲勞消耗敵人,是為了使我轉入外線的紅四軍能機動打擊敵軍,配合紅五軍打退敵人圍攻,這是正確的。後因敵情變化,紅四軍受到謝文彬旅的襲擊,他們放棄配合保衛井岡山,經贛南出閩西。他們當時只有這樣做才能擺脫困難,儲存自己。這時,紅五軍就成了孤軍困守井岡山,敵軍優我三四十倍,那它總會把井岡山打下的。在這種情況下,堅守井岡山就成了錯誤。我們當時不明瞭紅四軍的情況,如能及時瞭解情況,早一兩天突出包圍,那就要比較安全些。井岡山有五條要路,三條被敵攻破了,五軍決定突出重圍,保全紅軍,避免被消滅,然後再圖恢復邊區和井岡山,這是正確的,這是完全必要的。這樣的事,在當時並不是那樣容易決斷的,如果預先沒有一點準備,就很難設想。
可是,事過四十年的一九六九年國慶節後,《人民日報》的通訊員,說這是不要根據地,違反毛主席指示!照他的意思是不要突圍,而要同敵人把自己拼光。那才是要根據地,那才是執行毛主席指示?他自己違反毛澤東思想,卻自封為毛澤東思想,他是投機分子,不知人間還有羞恥事。
又一次我和潘談:我們還不大會做群眾工作,只是做了一些宣傳工作。至於如何在農村中建黨、建政、分田,還未入門呢。今年局勢要是稍微緩和一點,我們要抓緊學做群眾工作,特別是分田。
他也談了一些時局問題:蔣桂戰爭終究會妥協,蔣馮閻雖有矛盾,不一定會爆發戰爭。他說要回上海去,其他地方不去了。我問從哪條路走,他說,想回瀏陽老家一趟,然後走鄂東南迴上海。他沒有見過黃公略,那時黃已在贛江以東,萬安縣境內。
袁文才、王佐事件
在潘心元走後大約三四天內,一九三○年三月初,我們正將三、四縱隊集結於永新、吉安、安福邊境,在進行奪取安福城的攻城練習。某晚深夜,邊區特委書記朱昌偕、秘書長陳正人(似乎還有王懷或其他人,記不清楚了)來我軍部,向軍委報告情況。當時公略已去六軍,代遠、鄧萍和我在。他們談袁文才、王佐要叛變。說袁、王在永新縣城縣聯席會議上,強迫特委決定把邊區地方武裝歸他們改編統率。王佐講話時,把駁殼槍在桌子上一擺。現在永新城內駐的是袁文才、王佐部隊,如不承認這一條件,袁、王有將參加邊區縣以上聯席會議的同志一網打盡的可能。事情萬分危險,請求五軍立即出動挽救這一危局。我說:“去年五六月間,王佐率特務營和五軍共同行動打酃縣、桂東、城口、南雄時,還不壞,不算太蠻橫,不至如此嚴重吧!為什麼變化這樣快呢?”朱昌偕說,這完全是袁文才從紅四軍逃回以後挑撥起來的。紅四軍前委於一九二九年一月討論“六大”決議時,將其中有關爭取土匪群眾,孤立其首領一段刪去未傳達(討論“六大”決議,袁、王參加了,刪去那段是四軍前委常委決定的),袁文才在紅四軍政治部找到原文對出來了。袁文才從紅四軍逃回後,將那段原文念給王佐聽(王佐不識字),對王佐說:“我們怎樣忠心,他們也是不會信任的。”我說:打南雄回來以後,約半月,有一天近黃昏時,我一個人到王佐處,我想把王佐同袁文才的關係搞好一點,王總是撇開此事。黃昏以後,紅五軍司令部派傳令兵來接我回去,王部警戒兵喊口令:“站住!”王佐很緊張,立即把手槍拿出來,左右人員也把槍端起來了。我知道他有懷疑,坐著未動,說:“這裡沒有敵人嘛!”又問:“傳令兵同志,你來幹嗎?”傳令兵回答說:“黨代表要我來接你,怕路上有狼呀。”從上面事情來看,王多疑是肯定的。
事情這樣突然,時間這樣緊迫,這樣的事情,很不好處理。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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