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5部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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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隻要把滿洲人攆跑了，不愁政治不清明；一派注重政治革命，說是把民治機關建設起來，不愁滿洲人不跑。

宋教仁被刺殺，梁啟超寫了一文《暗殺之罪惡》以自辯，文中寫道：“有人以為，暗殺了這種對國家舉足輕重的人物，政局必然跟著大變化。其實不然。某名士之死，對政局轉變的好壞雖有所影響，但無法根本改變。況且政治現象是由全社會勢力所造成，其嶄露頭角的人物，不過是此種社會勢力所代表。若暗殺的是第一流的好人，則第二流的好人必繼而代之，但第二流的好人，沒有第一流的好人賢明，這就會減緩或推遲社會的進步。若暗殺的是第一號的壞人，則第二號的壞人也會繼而代之，而第二號的壞人比第一號的壞人更差，則會使社會的惡分量增加，效果更壞。”

梁啟超把經濟學說視為20世紀最重要的學科，定為中國的“救亡之學”。

【學術】

梁啟超一生高文博學，《中國大百科全書》設專條介紹梁氏生平業績的，有《新聞出版》、《教育》、《中國歷史》、《哲學》、《經濟學》、《法學》、《政治學》、《中國文學》等8卷。另有《宗教》、《社會學》、《地理學》、《農業》、《戲曲》、《體育》等十多卷，在敘述各該學科發展時，都講到他的貢獻。

梁啟超博聞強記，讀書極雜，知者甚多。一次宴會上，胡適說：“中國古詩很多，詩人都吃肉，就是沒有人寫過豬。這個牲畜沒有人作過詩。”梁啟超馬上反駁：“不見得，清朝乾隆就寫過‘夕陽芳草見遊豬’的句子。”乾隆一生詩作無數，佳作甚少，少有人讀，由此可見梁讀書之雜。

梁啟超因參加護國運動，被袁世凱派人追捕，只好躲入荒山，與同伴走失後，他寄居於一個小牧莊，大病一場，差點命喪於彼。病稍好，他便寫出了《國民淺訓》一書，他在自序中說：“病既起，念此閒暇之歲月，在今百忙中殊不易得，不可負，乃奮興草此書，閱三日夜，得十三章。”

1918年，梁啟超和蔣百里一起遊歷歐洲。回國後，蔣寫了一本《歐洲文藝復興史》，請梁為之作序。不料梁一動筆便一發不可收拾，洋洋灑灑便是8萬字，比蔣的正文篇幅還大。蔣啼笑皆非，只好請梁單獨出版，併為梁的書作序。此即梁的著作《清代學術概論》。後來梁啟超又將此書補充至25萬字，是為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。

梁啟超為學生講解賈誼的《治安策》，全文七千餘字的，梁且講且背，並不看書。學生很是驚訝，梁笑著說：“我不能背《治安策》，又怎麼能上‘萬言書’呢？”

梁啟超曾在清華演講《情聖杜甫》，他說：杜甫在寫《石壕吏》時，“已化身做那位兒女死絕，衣食不給的老太婆，所以他說的話，完全和他們自己說的一樣。……這類詩的好處在真，事愈寫的詳細，真情愈發揮得透徹。我們熟讀他，可以理會得真即是美的道理。”

梁啟超認為：“史學為國學最重要部分。”他的國學研究，始終以史學為第一重頭戲。他先後撰寫了《清代學術概論》、《中國歷史研究法》及其補編、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、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等專著。

在經歷了政治的失敗後，梁啟超認識到：“在中國政界活動，實難得興致繼續。蓋客觀的事實與主觀的理想全不相應，凡所透勸皆如擊空也。”從此，梁啟超專心問學，不再關注政治。

梁啟超潛心研究學問，以西學的方法研究中學，“在社會上造成一種不逐時流的新人”，“在學術界上造成一種適應新潮的國學”。他希望重新喚起人們對傳統文化的信心，批判地總結中國古代文化遺產。從歐洲回國後，梁啟超就與胡適等人發起整理國故的運動，成為國粹主義史學派的中堅。

梁啟超在文學創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：散文、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