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部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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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兩院”指當時北京政府國會的參議院和眾議院。“一堂”指北京大學。北大此時雖已改名，社會上仍有許多人習慣稱之為大學堂。為了將來畢業能做官，許多學生在校期間不學習，整天拉幫結夥，往來應酬。當時在北大還流行“結十兄弟”，即10個氣味相投的學生結拜做兄弟，畢業後大家鑽營做官，誰的官大，其餘9人就到他手下當科長、當秘書，撈個一官半職，“有福同享”。如果是向軍閥或大官僚買官，那麼花的鑽營費由10人分攤。如此學校，不烏煙瘴氣才怪。

第三，教學內容陳舊，因循守舊。在清政府高壓之下，京師大學堂時期課堂講授的多陳腐無聊之論，一些有志學生對之非常不滿。有個姓葉的教習給預科學生講“人倫道德”課，學生對他的空談不滿，他仍賴著不走。當此課考試時，有個叫孫炳文的學生就在考卷上大書“葉公好龍，尸位素餐”八字。結果孫炳文被學校掛牌開除。民國初年的北京大學所教的已不是科舉時代的東西，但由於沿襲清末大學堂風氣，從教學方法到教材，基本上還是封建的一套，尤其在文科更為嚴重。1913年夏季沈雁冰入學時，預科第一類教中國歷史的是陳漢章老先生。他教本國曆史，自編講義，從先秦諸子講起，把外國聲、光、化、電之學考證為我先秦諸子書中早已有之，以至當時沈雁冰於下課後作“發思古之幽情，揚大漢之天聲”對聯冷嘲之。當時教本國地理的老師是揚州人，也是自編講義，主要參考書是《大清一統志》，有時還參考各省、府、縣的地方誌，乃至幾百年前的《水經注》，可見內容之古老。馮友蘭上本科時，哲學系陳介石先生講中國哲學史。從先三皇、後五帝講起，每週4小時，講了一個學期才講到周公。學生問他如此講法，何時能講完。他說：“無所謂講完講不完。要講完一句話就可以講完。要講不完就是講不完。”果然課沒講完，他就去世了。陳漢章接著講，講的是《宋元學案》、《明儒學案》那一套。其實，這些老先生連中國哲學史這門學問的性質，都還不大清楚。後來胡適來北大也開哲學史課後，有一天陳老先生一上課就拿著胡適的講義笑不可抑，說：“我說胡適不通，果然不通。只看他的講義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。哲學史就是哲學的大綱，現在又有哲學史大綱，豈不成為大綱的大綱？不通之至。”如此教師，教出來的學生自然也高明不到哪裡去。

正當北大不死不活之時，歷史選擇了蔡元培當北大校長。蔡元培上任後，銳意革新，辦了許多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新鮮事，化腐朽為神奇，北大從頹唐萎靡之中一下子變得生機勃勃。透過新文化運動、五四運動，北大的文化學術、道德文章、革命精神，一時成為全國教育之楷模、文化之領袖，成為全國高等教育的精神代表。

2。獨開一代風氣之先（1）

梁漱溟說過，蔡先生的一生成就不在學問，不在事功，而只在開出一種風氣，釀成一大潮流，影響到全國，收果於後世。這當然非他一人之力，而是運會來臨，許多人都參與其間的合力。然而數起來，卻必要以蔡先生居首。也就是說，蔡元培一生最大的功績，是透過改革北大而開創新文化運動的潮流。他的成功，當然不止於他一人的努力，還有歷史“運會”，即社會需要的因素。但各種原因歸結起來，蔡元培起的作用是首要的，因為單有歷史機運，沒有蔡元培本身所具有的獨一無二的內在資質，換了另一個人，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取得這麼大的成功的。他的經歷、品格、器局、識見、性格、氣度，均是不可缺少的。

蔡元培，字鶴卿，號孑民，1868年1月11日出生於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，早年受舊學教育，曾極力崇拜宋明儒學，言行拘謹，近於迂腐，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恪守古訓。如母親生病，曾刮臂和藥以進；母親病故，又堅持要學古人的“寢苫枕塊”。他1883年1